除去诈骗罪的风险，在这个过程中，极容易发生的，还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法风险。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年终总结的制作过程中，可能会使用到各种工作中收集的数据，这些数据有的跟公民个人直接相关，且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因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属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有的则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因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属于商业秘密的范畴。

此时，若行为人将这些信息提供给 AI 软件或者 AI 代写服务的提供者，那么双方都可能存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法风险。

具体而言，若行为人提供了大量包含个人信息的数据给 AI 软件或者 AI 代写服务的提供者，那么由于该等提供行为“必然”未取得个人信息所有者的同意，因而属于违法提供之情形，因此，行为人涉嫌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而对服务提供者而言，根据具体情况，其可能属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之情况，从而也涉嫌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若行为人提供了大量包含商业秘密的信息给 AI 软件或者 AI 代写服务的提供者，那么对于行为人而言，其属于“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之行为，因而根据《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就涉嫌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而对于服务提供者而言，在其接受该等信息时，根据该条第二款“明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该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只要其明知对方违背了保密的相关规定，就同样涉嫌构成侵犯商业秘密。

可见，即便是让 AI 代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将所有信息都提供给 AI。

在电诈越来越猖獗的当下，一个可以预期的情况是，大概率会有那么一些犯罪团伙趁着 AI 代写的火热来“捞上一把”，于是一个较好的技术开发团队，一个好的营销小队，就成了犯罪团伙需要的帮手，由他们来完成软件研发和平台开店销售。

这种模式下，如果商家或者技术团队“明知”所销售或研发的 APP 是“电诈”APP，仍然帮助犯罪团伙售卖或者研发，那么就存在构成帮信罪乃至于诈骗罪的共犯的风险。

或许，这时候商家会辩解道“我们只负责销售，不了解产品的具体情况”，技术团队也会说“技术中立，犯罪跟我们无关”，但是这些内容并不构成当然的豁免。如果根据相关证据，能够证明，两者系在“明知”APP 系电诈 APP 的情况下仍然提供帮助，那么就可能构成帮信罪或诈骗罪的共犯，例如，已经有多位用户投诉、评论称所下载的 APP 无法使用的情况下，商家仍然帮助销售，那么就能够肯定此种“明知”。

对此，最高检近期发布的《检察机关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的案例六中，最高检明确指出，“依法严惩打着‘技术中立’幌子的犯罪活动。一些科技公司、技术人员受诈骗团伙委托，设计、开发虚假软件，成为诈骗团伙‘重要帮凶’，不仅让诈骗犯罪更易实施、得逞，而且极大增加司法办案难度。对打着‘技术中立’幌子为犯罪团伙开发软件或提供其他技术支持的，应当依法严惩，符合诈骗罪构成的，依法以诈骗罪共犯论处。”